本文聚焦于财务柔性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以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将现金柔性与负债柔性拆分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作为调节变量。研究表明：首先，财务柔性、现金柔性、负债柔性均与公司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储备水平；其次，融资约束能够强化柔性对公司绩效的正向作用，倒U型曲线拐点右移；在强融资约束环境中，现金柔性对公司绩效的正向作用大于负债柔性，弱融资约束则相反；最后，代理成本会弱化柔性对公司绩效的正向作用，倒U型曲线拐点左移。本文基于研究结果为公司有效使用财务柔性提供了一些建议。
本文以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契合文化产业融资困境为切入点，探讨普惠金融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提升效应及其区域差异。运用2009-2018年省级普惠金融及文化产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但普惠金融对各地区文化产业影响存在差异，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普惠金融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呈现非线性且影响依次减少，当金融生态环境超越一定门槛值时，提升效应显著上升。
近年频频发生的大学生金融悲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普遍不高的金融素养水平，并且体现了两方面金融素养悖论：一是大学生总体素养较高，金融素养却较低；二是与一般人群相比，具有较高金融素养大学生的金融行为更为冒险。本文首先基于新素养研究视角，提出情景化金融素养观；其次，提出情景化的金融素养概念框架，进一步将金融素养悖论归类为金融瘫痪、金融自负以及金融麻痹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大学生金融素养悖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认为需要从总体素养、金融教育、金融社会实践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理解大学生金融素养悖论，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大学生金融悲剧。
本文选取2015-2019年1626家在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首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其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资本结构和经营绩效呈“倒U型”关系，但负向效应的影响远高于正向效应；进一步构建双重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在不同研发投入与成长性下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成长阶段和研发投入下的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负相关，成长性越高负向效应越弱，而研发投入越大负向效应越强。基于以上研究，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企业应尽快构建资产负债预警机制，提高企业的成长性和持续创新能力，同时应充分考虑研发投入和成长性的门槛效应，根据研发投入和企业所处成长阶段进行资本结构优化。
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爆发，此后美国多次对中国高端制造业产品加征关税。本文选取2016-2020年间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A股和沪深300指数的日收盘价为原始数据，运用随机矩阵理论分析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制造业股票相关性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制造业股票的相关性结构有显著的动态影响，中美经贸摩擦增强了制造业股票间的相关性，加剧了制造业股票的系统风险。沪深300指数仅部分代表对样本股票产生共同影响的市场效应，中美经贸摩擦发生后，剔除沪深300指数对201只样本股票的共同作用，影响制造业股票系统性风险的因素主要来自制造业整个行业层面，进一步说明经贸摩擦增强了制造业股票的系统性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风险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可能引发的危害不容小觑。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其风险进行相关研究并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十分必要。操作风险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常见的风险之一，在不少金融机构中，由操作风险引起的损失已经明显大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从目前国内银行业情况来看，对操作风险的认识和管理还处于较浅层次，本文基于最新COSO-ERM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结合巴塞尔协议中的相关内容，对银行操作风险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银行业金融机构防范管理操作风险的对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6—2019年16家上市银行季度数据，以“预期外”的国债收益率水平位移和斜率变化度量利率风险，基于经济价值视角研究利率风险对银行股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债收益率水平位移对银行股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斜率增加对银行股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期限错配程度越大的银行，斜率因素对银行股价的影响程度越大。进一步研究证实，期限错配、信贷资产占比和衍生品使用等是影响上市银行利率风险敞口的主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生过三次有规模的黄金密运行动。各根据地军民及中共隐蔽战线人员积极筹集黄金等重要战略资源，然后利用地下交通网络秘密运送到中共中央及各级党组织。这三次有规模的黄金密运行动对于纾解当时中共中央的财政经济困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事业的伟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是共产党红色金融事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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